事件的直接起因并不复杂。三亚市政府曾在2007年底宣布了一项决定：从2008年1月1日起，全市出租汽车承包金指导价统一由每月7200元调整为每月5300元。可10个多月过去了，出租汽车公司仍旧按每月7200元左右收取承包金，政令成为一纸空文，出租汽车司机们对 “减负”失望。

　　事发当天下午，三亚市代市长王勇即与出租汽车司机代表进行了座谈，承诺尽快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。此后，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出租汽车公司就是按兵不动。直到14日市委书记江泽林与出租汽车司机对话，承诺各出租汽车企业在2日内无条件全部退还多收的承包金，否则将被取消经营权，至此，1000余辆出租汽车才全部恢复营运，各出租汽车公司在随后两天内退还了多收的承包金。

　　综而观之，代市长的承诺与市委书记的承诺之所以收效不同，根源不在于官级大小，而在于是否 “真刀真枪”。一触及经营权问题，一贯“牛气”的出租汽车公司立马变乖巧了。

　　市政府 “一把手”说话都不起作用，不能不说是政府的悲哀，而更为悲哀的是，这种悲哀恰恰是政府自己酿成的。

　　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对出租汽车均实行特许经营制度，即由政府决定出租汽车数量，并物色经营企业、分配经营车辆数量。其结果，不仅使出租汽车行业成为一个相对垄断的行业，几家公司掌握了车辆承包金、出租车运费的实际定价权，而且与政府主管部门形成了扯不清的利益关系，政府难以对出租汽车公司实施有效指导和监督，还埋下了权力寻租的祸根，政令不通便成为必然。

　　自重庆市发生出租汽车集体罢运事件以来，社会各界的反思逐渐深入，目前集中指向出租汽车管理体制。三亚出租汽车罢运事件从一个方面暴露了问题的严重性。有关地方、有关部门能否尽快有所作为，将对此类事件是否会重演产生决定性影响，责任重大，不可懈怠。